梅花奖演员访谈之蒲剧艺术家任跟心（一）
梅花奖演员访谈之蒲剧艺术家任跟心（一）
梅花弄春春来早
记梅花奖获得者任跟心
郝田鹢
时至今日，在山西，说到蒲剧，自然就会提到任跟心;提到任跟心，自然就会聊起蒲剧，这已经成为一个不经意的话题。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的脚步刚刚迈开，市场经济若隐若现，一切都在争论中前进。人们开始逐渐反省类型化样板戏英雄形象造成的大众文艺生活的极度单一贫乏，文艺政策频频解禁，文艺演出你方唱罢我登场，呈现出更加多姿多彩的局面。一时间，全国各地影院恢复放映老影片及恢复上演传统戏成为时尚。在电视还没有走进寻常百姓家及电影也很少的年代，看戏--依然是大众喜爱的主要娱乐方式之一。
1983年，戏剧界不甘寂寞，继电影奖之后，由文化部牵头，中国戏剧家协会设立并创办了中国首届戏剧“梅花奖”。这一年，只有19岁的任跟心，正值花季，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姑娘，代表山西赴京参加演出，凭借《挂画》等几个折子戏的精彩表演，轰动京城，一举摘得首届"梅花奖”。这是山西的首朵梅花，是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
任跟心的名字从此不再陌生，山西地方戏四大梆子之一的蒲剧，因而有了更好的传承代言形象。以至后来的许多事关蒲剧事业发展起起伏伏的经历，都让任跟心的名字和蒲剧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果说，一个赵本山救活了东北二人转;那么，一个任跟心守住了蒲剧阵地。异曲同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任跟心喜摘首度梅花奖，不仅为她个人赢得了巨大的声誉，而且为当地蒲剧事业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任跟心的成功，绝对不会是天上掉馅饼。
任跟心是临汾市襄汾县古城镇人，1963年9月出生在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在姊妹兄弟中排行老八。按照中国人对数字“8”的理解，其谐音引诱出的吉祥“发”音，是否就是她事业发展走向辉煌极致的命里注定，不得而知。11岁那年，她迎来了彻底改变她一生命运的契机。
20世纪60、70年代，中国处在一个物质生活匮乏，政治风云密布，人间痛苦甚多的时期，集体主义贫穷成为那个年代最突出的印象。从小生活在农村的任跟心自然体会更深。在她十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而家里最小的弟弟才四岁。母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家妇女，没有文化，平时言传身教，以身作则，凭着特有的质朴、坚毅和辛劳，含辛茹苦，独挡一面，硬是支撑起了有九个孩子的家。这样的家庭在任跟心幼小的心里沉淀了太多的苦涩，乃至长到能跑能跳的年龄，还没有名字。有一天，跟在母亲屁股后面的任跟心，碰上一位邻居老太太，觉得这孩子非常可爱，就问叫啥?母亲说:"还没有名字，胡乱叫了，叫小名。老太太上心，仔细瞧了瞧，说这孩子挺机灵，顺嘴起名"跟心”，意思女孩大了嫁人，只要跟母亲的心，跟大人的心就行。就是这么一句老百姓家长里短的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热心脱口秀，让任跟心的名字本能地涂抹上了浓郁的色彩。
由于家里姊妹兄弟多，又是生活在那样一个年代，日子过得自然艰苦。父亲生前比较文弱，有关节炎和心脏病，平时干不了重活，养家的重担早早落在母亲一个人身上。父亲撒手人寰后，生活更是艰难。面对九个要吃要喝要上学的孩子，母亲起早贪黑，整日不停地操劳。即便如此，平日里，她对孩子不宠不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严父慈母集于一身，传统管教威于一信。
俗话说:孩子多了娘不亲。没有依靠的任跟心，从小养成独立坚强的个性。她天性爱好看戏，唱歌蹦跳。村里通电的那年，当有线广播喇叭刚刚接到家里，任跟心就在自家土炕上高兴地又唱又跳，全家人围了一圈看。那时的她还没有上学，也就四五岁。
当年，人们平时的娱乐生活很少，少归少，但也是一个农村文艺活动比较频繁的时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作为当时文艺高压政策下的特殊产物，遍布全国城乡。任跟心的家乡当然也不例外。从公社到大队，都成立有人数不等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尽管表现内容单调，但却能让更多老百姓有机会接触文艺活动。受此熏陶，通过收听有线广播喇叭，观看文艺宣传队在田间地头演唱歌颂伟大领袖和伟大祖国的流行歌曲，包括唱语录歌、跳忠字舞等，耳濡目染，任跟心很小就显现出对舞台的痴迷。她的家乡是闻名的古镇旱码头，这里文庙、武庙、会馆、寺院，林林总总，逢年过节，各种活动熙攘而来，十分热闹。任跟心没事喜欢去热闹处玩，最让她着迷的就是看戏。平时，不管附近哪里有唱戏，她都专门跑去看。她在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被吸收为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母亲平时管得很严，惟独在这件事上放任自流。只有八岁的任跟心一边上学，一边跟着校宣传队去村里参加各种演出活动，经常在深夜或凌晨，才搭上拖拉机回到家中。回家后，家里人早已静悄悄入睡。懂事的任跟心第二天早六点起床后，又默不作声独自背上书包上学去了，就像野生的蘑菇，没人管。
1974年，全国样板戏普及一再升温，戏曲进入一个非常兴盛的活跃时期，文艺人才苗苗，炙手可热不断涌出。任跟心赶上机会，临汾地区艺校招生，只招70名，而报名考试的就有几千个学生。考试程序非常严格，十人一组。考试那天，任跟心唱的是〈东方红》。唱完后，自信比其他人都唱得好。由于太小，个子也不高，面试时，考官问其他问题说不出来，便被考官的一句“吃饱不知道饥饱，睡觉不知道颠倒”打发而去。任跟心急了，上前围住考官央求再唱一首，考官经不住一而再再而三软缠硬磨，又听她唱一首《浏阳河》后，最终点头同意她参加复试。就是这次失而复得的复试机会，表演、道白、小品，一路下来，过关斩将，最终彻底改变了她的命运。
任跟心考入戏校时，只有11岁。当许多“知识青年”走出校门，深感前途无望的时候，其幸运自然不言而喻。考上戏校，除实现了能唱戏的梦想外，等于有了“出路”，"出路”即一跃而市民、而非农户、而有工作、而自己可以养活自己了。即便放到今天来看，也是一件异常难得的好事，充分体现出那个年代计划体制下处世无忧的一面。戏校都是公家管，管吃、管穿、管住每月还给发24块钱。她自觉担负起补贴家里的责任。从中拿出七块钱，每月接济给姊妹兄弟一人一块零花钱。她主工花旦。开始学的头一年，由于年龄小，个子小，尤其嗓音窄虽然也用功，但好像先天不足，总也当不了优等生。在排练教学剧目《洪湖赤卫队》时，她好想在戏里扮演一个角色，但希望总是变成失望，自尊心受到打击。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优势和劣势，长处与短处并存。为此，幼小的任跟心暗下决心，一定要扬长避短，好好学，刻苦练，练不出个样子誓不罢休。于是，白天练，晚上练;上课练，下课练，练得别人都下课了，自己还要一个人加班加点，反复琢磨，细心体会。文戏武戏翻跟头，不管练啥，反正一个都不能少。为练好水袖功，经常练得胳膊肿得晚上睡觉不能侧身，甚至手腕疼得抓不住筷子吃饭。渐渐地，老师开始对她偏爱有加，并时常鼓励她。随后不到一年，她的毯子功、把子功、身段功都走在同学的前头考试名列前茅。开始在教学剧目《表花》担任角色后，她练功的劲头从此更大。不仅如此，那个年代直接而强烈的意识形态诉求，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团队力量，到处体现着奉献精神。这种奉献精神，也影响着任跟心的成长经历，苦练基本功就披上了某种悲壮色彩，就好像有了克服各种困难的勇气和力量自然而然，吃苦耐劳成为自觉。单是为练好《挂画》折子戏中椅背上“金鸡独立”这一高难动作，就不知从椅子上摔下多少次，摔得同学看着都不忍，而摔伤摔疼更是家常便饭。特别是负责教练功的老师，认真负责，言传身教，一天三晌让她在椅子上像猴子一样跳来跳去不让下来，稍有怠慢，就会招致大声斥责。这种经常不绝于耳的斥责声，直到她在全省第一届教学剧目汇报演出中因《挂画》获得一致好评，才深深懂得了老师的良苦用心，并发自内心地感谢。
在校学习的五年期间，前两年基本都是学的样板戏，后三年因“四人帮”被粉碎，政治方向转变，传统戏开放，学校要求重新规范学习。按传统戏要求，分了行当，文戏和武戏各有侧重。一般学生文就是文，武就是武。但任跟心不是，她学的都是武戏但演的却都是文戏，加上个子长了一截，优势开始显山露水。
1978年，在全省第一届艺术学校汇报演出中，任跟心凭着扎实的基本功，被选定为《挂画》主演，作为最后一场压轴戏。演出结束，好评如潮。倘若考入戏校，是因为得益于有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底子做铺垫，那么，入校四年后的汇报演出，就应该庆幸赶上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党的文艺政策。要知道，经过十年文革的消耗沉淀，在省城文艺界乃至全国，都积攒了一股又一股久未爆发的能量，振兴戏剧的呼声此起彼伏。首届毕业汇报演出，就是在这样一种渴求的氛围里，从上到下，表现出久违了的重视。各地区所有来省城太原汇报演出的学校，其演出活动经费，全部由当时的省文化厅包干支出，揆情度理，惟恐怠慢。正是借助这次汇报演出，任跟心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登台亮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