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高和他弟弟之间的爱
梵高和他弟弟之间的爱
梵高深谙文学和艺术史，但作为一个艺术家，他主要是自学成才，而且，从他早期的作品看，他并不算天赋异禀。他在人生最后几年爆发出的旺盛创造力——很多知名的作品创作于此间——要与之前他经历的诸多挣扎联系起来，才能被更好地理解。这些挣扎被事无巨细地记录在了信中，也从侧面体现了他为什么会对人物造型、透视等绘画技法有着固执的追求。
同时，书信中也记录了他绘画理念的进化过程。梵高对当时艺术名家作品的解读，比如米勒和德拉克洛瓦，表现了他独到、敏锐的观察力，而不是疯子的胡言乱语。而在他身上，艺术上的成熟又总是与那些卑微职业所激发的强烈职业道德感并存。“画家就得努力工作，像鞋匠那样”；“我还是孜孜不倦地在我的画布上耕耘，就像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耕耘一样”。出自梵高之手的文字，配上他的画作，更为公正地诠释了他作品中的热情和愉悦，也纠正了他在大众眼中长久以来的“疯狂”形象。
文森特·梵高直到二十五六岁时才找到他的人生使命——成为一名艺术家。此前，他涉足过艺术品买卖，还做过老师和各类神职。但即便是早期的信件，也能揭示出某些贯穿他一生的个性特征。
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他总能在风景和自然中寻得心灵的慰藉和创作的灵感。他的信，无论寄自伦敦、海牙，还是欧洲北部，都充满了对周围环境诗情画意的描绘。在他的创作初期，这种田园牧歌般的情愫和虔诚的信仰结合在了一起（他父亲是一位牧师）。虽然文森特最终放弃了他的宗教信仰，但对自然的热爱却丝毫未减。
青年时期，他的另一兴趣点是长期着迷于描绘乡村生活和体力劳动者。在比利时的矿区博里纳日，他短暂而尴尬地担任过传教士，速写下了矿工的日常生活场景；这些画作也是他辛酸地讲述矿工艰苦生活的最好注解。事实上，正是在此期间，他对神学的兴趣逐渐转向成为艺术家的雄心。
在梵高的一生中，尽管作品风格几经变化，但他却始终受到同一艺术风格的显著影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对法国艺术家让-弗朗索瓦·米勒的敬仰之情，在他早期的信件和草图中以及他去世前几年成就最高的作品中，都有流露。米勒对农村生活深情而庄严的描绘，对梵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遥远的那一年的7月29日午夜之后的12点半，文森特在他弟弟的怀抱中勉力呼吸，他对他亲爱的提奥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想就这样死去。”他又在那里躺了半个小时，一条手臂搭在床的一边，手搁在地板上，他张大了嘴，呼吸急促。凌晨1点刚过一会儿，他睁大双眼，那颗狂热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他已经找到了他所渴望的安宁，”提奥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对他而言，生命不堪重负……哦母亲！他真是我的，我亲爱的哥哥。”
那天早晨的晚些时候，提奥暂时抛却悲哀，投入到新的使命中：在文森特去世时，给予他在活着的时候从来没有得到过的尊严。他专注和高效地展开了行动，去镇公所办理了所有官方的文件。他安排了一个印刷工将死亡通知书和葬礼邀请在几小时之内就印了出来。这些葬礼邀请必须要在当天或是第二天也就是7月30日——举行葬礼的那天——一早就及时寄到巴黎。他列出了火车出发时间表来保证尽可能多的人来出席葬礼。仪式将在奥威尔教堂下午两点半“准时”开始，整个过程包括“送葬，祷告和下葬”。同时，他雇了一个木匠做了一口棺材，还雇了一个殡仪执事在挥汗如雨的夏日热浪中保持尸身不腐。
当殡仪执事在文森特过去用来当画室的一间后屋里做着令人悚然的工作时，提奥正忙于将旅店两间公共房间中的一间以鲜花和绿枝叶布置成荷兰风格的葬礼礼堂。他们的同胞何西格熟知他们的传统风俗，在附近搜罗来合用的材料。但提奥想要以艺术作品装饰为先。他以坚定的勇气搜寻了画室和后面用来存放文森特近期作品的小屋，心中一边痛苦地计算着，一边挑选了一小部分画作。
他将这些画布——有些画还未展开，有些颜料还没有干——一张一张地钉在用作棺材架的台球台的周围：艾德琳·拉乌的肖像、奥威尔的镇公所、孤独的麦田、多比尼的神奇花园。他刚刚做完这些事，殡仪执事和他的跟班就把棺材费力地拖了进来，抬到了台球台上，并用裹尸布盖了起来。拉乌已经把百叶窗都关了起来，房间中充满了一股石炭酸和尸体防腐剂的味道。提奥在履行他的职责时不受任何干扰，他用绿枝叶和鲜花——特别是黄色的花——覆盖了棺材。他将房间周围放满蜡烛，最后将文森特画室中的画架、调色板和凳子放在了棺材脚下。
文森特的苦痛终于结束了，但提奥的才刚刚开始。在哀愁和惋惜的猛击下，他原本就脆弱不堪的身体终于垮了。多年来，梅毒感染使他的肺充血，脚也跛了，现在已经蔓延到他的脑部。他日渐虚弱的大脑只能记着一句话：“他不能被遗忘。”他说，全世界已经太久无视文森特的画作了——都是“大师级的杰作”。人们必须明白他是个伟大的艺术家，子子孙孙必须尊敬他纪念他，全世界“都要因为他过早离开我们而哀痛不绝”。这是提奥新的任务。“如果我不用尽全力促成这件事，”在后知后觉的内疚中，他写道，“我会自责不已，永远不会原谅自己。”
没有其他任何事能安慰他。陆续有人前来吊唁，这几乎让他立刻羞愤不已。生前无视甚至嘲笑文森特的艺术家和同事都敦促他在他哥哥死后遗留下的作品中寻找安慰。“总是这样，”他怨恨地写道，“一到这时候，每个人都来说好话了。”每封吊唁信都有相同的弦外之音，这让他很不舒服：提奥没有文森特这个麻烦可以过得更好。就连梵高一家面对文森特的逝世都不加掩饰地松了口气。意在安慰的话，比如惠尔的话，却直戳提奥的心脏。“真是奇怪的巧合，”惠尔写道，“他一直都希望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存在，现在却离你如此之近。”
葬礼后几周，提奥心中的内疚变成了执念。“哦，空虚无处不在，”他从巴黎写信给乔，“我好想他，不管什么都让我想起他。”他的话题只有文森特。8月初他来到荷兰，连续好几天都和母亲、惠尔深入地谈论文森特。在阿姆斯特丹，他终得与妻儿团聚，但是他承认，每当夜幕降临，奥威尔的鬼影一直追随他到睡梦中。当提奥回到巴黎后，他只想去见认识文森特的人。他邀请这些人共进晚餐，聊到深夜，“而文森特便是交谈中唯一的话题”（提奥带点自豪地宣布）。他尤其喜欢缠着保罗·加歇，文森特最后日子里的医生，尽管他和文森特认识的时间不长。但这位老人一想起那位他不怎么认识的病人就泪水涟涟，这不禁让提奥也湿了眼眶，提奥的执念如此之深，以至于觉得全世界都开始将他哥哥遗忘了。
和哥哥一样，提奥最后的死亡也是迷雾重重。就连死期都不确定。有报告说是1891年1月25日，但是医院记录上显示他的尸体1月24日就被搬走了。有种说法是，他是在乔又来看望他之后去世的。乔到最后都不相信医生，所以拒绝验尸。四天后，提奥被埋葬在乌特勒支的一块公共墓地里，连葬礼都没有。梵高家族以沉默面对这种耻辱，完全不理会乔的反对。
提奥被埋葬将近25年后，文森特之星才冉冉上升，梵高家族的其他成员也渐渐消失于悲剧的旋涡之中。1891年12月，提奥逝世十个月后，利兹妹妹嫁给了她的老板，老板的原配妻子死于癌症。其实五年前，利兹已经为这位丈夫秘密生下了一个孩子，她把孩子遗弃给了诺曼底的一个农夫家庭。直到去世，她都一直受到愧疚感的困扰。幸存下来的弟弟科尔从来没从德兰士瓦回来过。结束了一场短暂又不幸的婚姻后，1900年他加入抵抗英国的布尔战争。之后不久，在一次热病发作时，他开枪自杀了，年仅32岁。两年后，妹妹惠尔住到了精神病院里，度过了她一生中大部分时光——长达近40年。在此期间，她几乎一言不发，吃饭需要强制喂食。她还好几次自杀未遂。
每次打击，母亲都以无敌的信念面对。“要相信全知全能的神，”她一直信仰坚定直到1907年去世，“虽然他的答案可能悲伤无比。”至少有一个悲伤无比的答案从未引起她的注意。1904年，西恩·霍尼克，文森特在海牙时的妓女情人，差不多也算半个妻子，跳下运河并溺亡了，履行了她1883年对文森特许下的誓言：“是的，我确实是个妓女，而我唯一的归宿就是淹死自己。”
之后乔·邦格改嫁了，但1914年又一次成为了寡妇。文森特书信的首次出版以及作品的大卖，使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她身上。为了证明她和亡夫是正确的，毫无疑问也为了彻底抹去兄弟俩相继去世的那六个月内在巴黎和荷兰发生的可怕事件，乔将提奥的尸骨从乌特勒支迁走。她将他葬在文森特的旁边，俯瞰奥威尔的麦田。她在这两个并排的墓前安放了一对相同的墓碑，刻有相同的铭文：“文森特·梵高长眠于此”和“提奥多洛斯·梵高长眠于此”。
文森特与弟弟终于在石楠丛生的荒野上团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