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荣誉与儿女情长-新古典主义画家大卫的《贺拉斯兄弟的宣誓》

2024-10-20 11:45

家国荣誉与儿女情长-新古典主义画家大卫的《贺拉斯兄弟的宣誓》

曹天成

个人感情与国家大义之间的矛盾，对于个体而言，是无奈的悲剧。而对于家国而言，又是必需的牺牲。历史上这样的故事比比皆是，在古代罗马也曾发生过，只不过更加残酷和血腥而已。

据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所著《罗马自建城以来的历史》（又称“李维罗马史”）（From the Foundation of the City）载，公元前669年，面对久拖未决的最高政治地位归属问题，罗马城与相邻的阿尔巴隆加城（Alba Longa）达成一项协议：双方各自选派一个家族，以决斗形式做一了断。罗马选择了贺拉斯家族（Horatii），阿尔巴隆加选择了居里亚斯家族（Curiatii）。最终，罗马城赢得了胜利，但双方均付出了惨重代价：居里亚斯三兄弟全部牺牲，贺拉斯三兄弟仅存一人。如果到此为止，这个有关家族荣誉与爱国情怀的故事，很可能会落入一般主旋律文本的俗套，而显得平淡寡味。但对于贺拉斯兄弟的故事而言，女人的在场，改变了这一切。

贺拉斯家的千金卡米拉（Camilla）许配给了居里亚斯家的其中一个儿子。居里亚斯家的闺女萨比娜（Sabina）则是贺拉斯家的儿媳妇。也就是说，你死我活的浴血决斗发生在两个有着姻亲关系的家族之间。这是悲剧的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决斗双方无论谁胜出，有着双重身份的两个女人必定要承担失去兄弟或丈夫的悲痛。在家族荣誉和城邦利益面前，她们必须接受命运的安排，不容做稍许的反抗。否则，就将面临更加严酷的结局——个体的消亡。当幸存的那个贺拉斯兄弟得胜归来，发现自己的妹妹卡米拉为夫君的死而诅咒罗马时，他毫不犹豫地举起了血迹尚存的刀剑……

显而易见，是儿女情长而非家国荣誉使这个歌颂献身的英雄故事具有了更为强烈的戏剧性冲突和更加丰厚的人文主义深度。

17世纪法国著名剧作家高乃依（Pierre Corneille）曾将贺拉斯兄弟的故事改编成诗剧《贺拉斯》，并于1640年春在巴黎首演。时光久远，我们已无从知晓当时这部剧作带给观众的艺术感染力有几何。但至少从视觉冲击力上讲，它恐怕比不上今天悬挂在巴黎卢浮宫博物馆某间展室里的一件油画——19世纪法国新古典主义画家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Louis David）的代表作《贺拉斯兄弟的宣誓》。

雅克-路易·大卫贺拉斯兄弟的宣誓

布面油画 330cm×425cm 1784年

卢浮宫博物馆藏

1774年，26岁的大卫以一件描绘古希腊名医埃拉西斯特拉图斯（Erasistratus）的作品赢得法国政府颁授的“罗马大奖”（Prix de Rome），并于次年秋天启程赴意大利，展开为期五年的游学生涯。在此期间，除了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大师画作的临摹与研究，对古希腊、古罗马文化艺术遗产的深入了解和系统学习之外，与旅居意大利的德国历史学家温克尔曼（Johan Joachin Winckelmann）的交往也深刻影响了大卫的美学思想和绘画风格。事实上，温克尔曼对古希腊艺术美学特征所做的概括——“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也适用于大卫。

归国之后的大卫迅速引起达官贵族和文化精英阶层的注意，其中就有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应国王的要求，大卫于1784年绘制完成了《贺拉斯兄弟的宣誓》。纵3.3米，横4.25米的尺寸，使之成为一件名副其实的鸿篇巨制，甫一亮相即引起轰动。

贺拉斯兄弟的宣誓（局部）

画幅正中的红衣男子正是老贺拉斯。他神情庄重，左手高举三把刀剑，面向并排站立的三个儿子，张开的右手似乎在发出最后的命令。紧紧靠在一起的三兄弟，体格壮健，身姿挺拔，以直举的手臂和坚毅的眼神，回应着父亲的期望，干脆而决绝。空气中似乎隐隐传来他们低沉而有力的誓言：“不破楼兰终不还！”老贺拉斯的妻子则处在他身后的阴影中。一袭黑衣的她一手揽着一个年幼的孙子，头温柔地贴向其中稍大些的一个，试图用无言的抚慰来缓解孩子们感受到的紧张、异样的气氛。画幅右侧的两个女子头靠在一起。着棕色衣服的女子是萨比娜，因过度哀伤或长久的啜泣，无助地瘫软在椅子上。坐在方凳上的白衣女子是卡米拉。她弯腰低首，左臂无力地耷拉着，右手扶在萨比娜的肩膀上，似乎一松开，整个人就会滑落到地板上。两个女人之间没有言语交流，但此处无声胜有声，言语实在无法形容和表达她们内心深处的悲痛、无奈与凄苦！

贺拉斯兄弟的宣誓（局部）

在把历史故事转化为视觉图像的能力上，大卫无疑是一个天才。这件散发着浓郁新古典主义美学气息的杰作，通过刚健与柔弱，明亮与黑暗，直线与曲线，昂扬与低落，勇武与退缩，牺牲与苟且的强烈对比，使为城邦利益和家族荣誉而英勇献身的崇高主题显得更为恢宏壮阔，令人印象深刻。

就具体的形象刻画来讲，除了对主要角色贺拉斯父子的精心塑造外，对于烘托作品主题而言，雄浑有力的多利安柱式（Doric order）背景功不可没，两位年轻的女子更是点睛之笔，不可或缺。因为，相对于贺拉斯兄弟和居里亚斯兄弟单向维度的发展路径，两位年轻女子所具有的双重身份决定了，她们将确定无疑地面对双重维度的感情缺失，只是时间早晚而已。可以说，在整个事件进行过程中，祈祷的天平始终在她们心间不停地摇摆！正是这种矛盾与纠葛，出色地反衬了贺拉斯兄弟所为之事的崇高与伟大。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大革命时期铁血领导人罗伯斯庇尔的政治同盟和为人民而献身的革命家马拉的亲密朋友大卫而言，对女人的描画仅止于此——更好地服务于主题。换句话说，在家国荣誉与儿女情长之间，大卫更为着意的是前者。1789年，大卫再次绘制了歌颂牺牲的巨幅画作——《布鲁特斯为子收尸》（The Lictors Bring to Brutus the Bodies of His Sons）。以古罗马政治家布鲁特斯把参与反对共和政体活动的儿子处以极刑的故事为素材，生动而形象地阐释了为国家利益而大义灭亲的时代价值。

是啊，在铁流滚滚的革命年代里，个人命运尚且脆弱不堪，更遑论儿女情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