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断专行的关东军，为何敢于屡次违背日本中央意图？（三）
独断专行的关东军，为何敢于屡次违背日本中央意图？（三）
陆军长州阀第二代领导人 田中义一
十八、在满蒙政策上的分歧
川岛等人策划的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失败了。这次他们企图利用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而掀起的第三次革命，再次实现他们的计划。革命的爆发使日本的反袁势力得以抬头。以参谋本部为核心，海军军令部自不待言，甚至在政府内部也有诸如法务大臣尾崎行雄等一部分内阁大臣不断唱起反袁的调子。一九一六年(大正五年)三月七日，召开的内阁会议，甚至认定为了在中国确立日本的优势，必须使袁退出中国的政治舞台，认为任何人比袁世凯对日本都有利。
中村都督在得知内阁这一决定后，立即要求驻满各领事、军警，对以排袁为目的的日本人的活动手下留情。都督的这一秘令，旨在从侧面支持当时已着手进行的第二次满蒙独立计划。川岛等人于一九一五年(大正四年)夏，与活动在蒙古盐湖一带的蒙古骑兵队首领巴布扎布取得联系，把他们和拥立肃亲王的宗社党拉在一起，并且拉了几个日本陆军预备役军官和在中国大陆的日本浪人入伙，以加强他们的力量，策划这一独立运动。
即使在日本军队总部——参谋本部，特别是田中义一次长是这一计划的积极支持者。他首先把小矶国昭少佐派往当地，支持这一计划，进而又派土井市之进大佐到满洲担任总指挥。
中村都督的密令，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出的。对此，甚至连他麾下的第十七驻扎师团师团长本乡房太郎中将和独立守备队长藤井幸槌少将等人，也都持批判态度。而持批判态度的中心，则是平时就与都督貌合神离、抱有不满情绪的领事们。安东领事吉田茂和奉天代总领事矢田七太郎写信给外相石井菊次郎，强烈谴责都督的态度。矢田代总领事等人，认为这时帮助正在觊觎奉天将军地位的第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并通过他来实现满蒙独立，比起扑朔迷离的土井等人的满蒙独立计划要实际得多，并将这一看法报告中央。
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对矢田等人的方案。石田外相自不必说，就连一直是土井等人黑幕人物之一的田中参谋次长，也立即表示同意。而且田中次长立即电令，中村都督马上会见张作霖，敦促他起事。中村都督坚决反对这样做。但由于这是中央的命令，无奈只得决定将土井进行的工作暂时停下来。自此，川岛等人的计划，便与都督府脱离了关系而单独进行。另一方面，他们还为拥立张作霖的工作设置障碍。
与此相抗争的总领事方面，为了把对张作霖的工作尽快推进到让他发表独立宣言的地步，不断与满洲要员举行秘密会谈。但是奉天将军段芝贵把东三省实权交给张作霖后逃到北京。于是，张作霖意外轻易地得到代理奉天将军兼奉天巡按使的职位，并对此感到满足。因此，日本什么也没有得到，只是暴露了它在满蒙政策上的分歧。
蒙满巨匪 巴布扎布
十九、满蒙独立计划的破产
第三次革命，由于袁世凯于一九一六年(大正五年)六月六日突然死去而形势急转直下。继袁之后就任大总统的黎元洪，完全接受了革命派的要求。由此，日本的对华方针从根本上动摇，不得不加以改变。日本政府以外务省为中心提出的方针，是援助新任大总统黎元洪。在袁世凯死后两天的六月八日，日本就决定了新的对华方针。二十三日，停止执行满蒙独立计划。
然而，这时满蒙独立计划，在当地已完成人员配备，军事资金的交付，准备工作仍在继续进行，甚至已引起中国官方和民间的注意，可以说已无退路。中央已下达中止计划的强硬命令，夹在中间处境最为难堪的是关东都督府的西川虎次郎参谋长和土井大佐。他们认为事已至此只好作罢。但是，要使对经营满蒙怀有满腔热情的川岛等人在思想上接受、行动上解散他们的组织，显然十分困难。中央甚至说到，如果没有更好的解散方案，那就只好孤注一掷，立即执行既定计划，并让中国军队击败它。西川与土井苦思焦虑，最后决定发给日中两国有关人员遣散费，令其解散，给蒙古军发些武器，让他们撤回原来驻地，以后日本再也不与他们发生任何联系。川岛等人虽对这一方案极为不满，最后以承认蒙古军自发地发起独立运动为条件愿意妥协，答应解散他们的组织。
另一方面，川岛等人劝说正由哈拉哈河畔向南方的郭家店前进的巴布扎布，领到五万元巨款后就和日本方面一刀两断，返回自己的故乡去。蒙古军接受了这一劝告，于九月二日，踏上回故里的归途。除土匪队指挥官外，还有木泽畅、入江种矩两个大尉、盐谷武次中尉等大约三十名日本人与他们同行。蒙古军继续西行，十月七日拂晓，对据守林西城的中国守军发起进攻。开始还占绝对优势，但在巴布扎布中弹阵亡后，立即陷入混乱，溃不成军。十二月上旬，总算回到哈拉哈河畔的根据地。第二次满蒙独立计划，没有留下任何可以称道的成绩，便。宣告失败。
陆军长州阀巨头 寺内正毅
二十、多年的悬案得到解决
关东都督府对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所抱态度，与对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一样，都是完全同意。正如中村都督的密令，立刻引起领事们强烈反对所表明的那样，当时处于外相指挥和监督下的都督府势力还埋没在三头政治的纷争之中，没到出头之日。解决关东都督府官制改革这一悬案，使都督掌握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大的权力，是在陆军大将寺内正毅内阁(一九一六年〈大正五年〉十月组阁)的时候。寺内首相曾任陆军大臣和朝鲜总督。这时他正准备制订一个包括朝鲜、满洲在内的大规模的大陆政策。因此，在一九一七年(大正六年)一月，内阁会议通过的“对华政策”中有这样一段话：“逐渐增加日本在南满和东蒙的特权。在山东要把以前德国人所拥有的一切特权全部掌握在日本人手里。”态度十分强硬。对于新内阁这一积极态度，积极倡导满蒙独立的人，当然不会袖手旁观。于是，在寺内内阁成立后，种种要求便从都督府、陆军和满铁方面纷纷提了出来。他们列举证明，现在对满机构极不合理，说现在必须对关东都督府官制进行改革，把驻满领事置于都督的指挥之下。寺田内阁采纳了这一意见。当然，在外务省方面以币原喜重郎次长为中心强烈地反对这一改革，但是结果没能顶住陆军的攻势。
七月底恢复了拓殖局。除外交事务外，关东州与满铁事务全部归拓殖局管理。与此同时，关东都督府官制也进行了改革。至此，都督又重新置于首相的监督之下。更有甚者，关东都督又兼满铁总裁，大岛都督和后藤满铁总裁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驻满领事和以往一样服从外相的指挥和监督，但在外交以外的行政事务方面，都督有什么指示时，领事应立即照办。此外，关东都督府又设立了宪兵司令官，以警视总长的身份，统管都督府和领事馆两方面的警务。让宪兵兼任警察官和把朝鲜铁路的经营权交给满铁一并代管等等，引人注目。
在官制改革的同时，在人事上也进行了更新。满铁总裁中村雄次郎中将继中村宽大将后，被任命为关东都督，均临满洲。多年的悬案一举得到解决。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当时整个欧洲卷入了一场大战，可以说受到“军事优先”这种世界风潮的影响。
一战期间的日军
二十一、驻满日军出兵西伯利亚
比起加强关东都督府对满洲形势影响更大的，是俄国布尔什维革命的发展和由此带来的远东局势的新变化。在都督府指挥下的驻满师团，于一九一八年(大正七年)参加了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末的俄国的出兵。这次出兵是为了推翻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后，在俄国诞生的苏维埃政权，以援救在西伯利亚的捷克军队的名义进行的，是以日美为中心同盟国军队，对西伯利亚采取的军事行动。
日本军队于八月初，组建了符拉迪沃派遣军，席卷沿海各州，显示出向黑龙州进军的形势。但另一方面，在外贝加尔方面反革命军谢苗诺夫支队阻挡不住革命军的进击，败退到满洲境内。于是，日本决定出动驻满师团，命令关东都督中村雄次郎中将，派第七师团长藤井幸槌中将指挥的藤井支队进驻满洲里一线，另派一个联队向哈尔滨、海拉尔一线进发。
藤井支队和谢苗诺夫支队与捷克军队互相策应，九月上旬，由满洲里进入赤塔。这样，九月下旬，贝加尔湖以东苏联远东领土，全部置于日本军队的控制之下，基本上达到出兵的目的。
之后，关东都督与西伯利亚派遣军、第三师团(九月一日被派往北满)一起，共同担当占领地区的治安任务，把守备管区扩大到北满和鄂嫩河和博尔集亚以东的外贝加尔地区。后来，一九一九年(大正八年)五月，美、英、法、意各国军队由西伯利亚撤退。与此相反，日本不但没有撤军，反而增兵，妄图以自己的力量推翻苏维埃政权。但未能得逞，反而于一九二零年(大正九年)四月十九日，在尼古拉耶夫斯克引发了杀害日本人的事件，终于引起日本国内的反对和国外的疑虑。一九二五年(大正十四年)，不得不把军队撤出苏联。
关东厅地方法院
二十二、由都督府到关东厅
在日本出兵西伯利亚的一九一九年(大正八年)，驻满军事机构进行了空前的大改革。四月十二日，由于公布建立关东厅，关东都督府予以撤销。
提出撤销关东都督府的，主要是外务省。其理由是：例来关东都督府既拥有军权，又可指挥、命令作为事务官的领事，因此，使人怀疑日本帝国对中国怀有领土野心。不仅如此，而且都督府还干预外交和施政方针的执行。从这个类似诉状般的对关东都督府的弹劾中，可以看到外务省对都督府的极端反感。它自寺内内阁建立以来，大约两年中间几乎掌握了南满的一切权力。总之，他们目的旨在：(1)缩小都督府的机构；(2)通过移交军权消除中国方面被压迫感和表明日本并无侵略野心；(3)限制都督直接或间接的对领事的干预，排除外交上的碍障。结果，以公布设立关东厅而宣告胜利。
新官制的最大特色是：(1)新设关东厅长官，其原则是由天皇亲自任命的文官担任；(2)关东厅长官的权限仅限于对关东州的管辖和专司南满铁路警务(以前负责铁路的保护和管理)；(3)关东厅长官一般在涉外工作中受外相的监督(以前是有关外交工作)；(4)关东厅下设官房(办公厅)、民政部、外事部。外事部长由奉天总领事兼任；(5)废除由警官兼任警务、警视总长和宪兵首脑；(6)满铁恢复旧制，关东厅长官监督满铁业务，有关交通事务以满铁经理为顾问；(7)关东都督府陆军部，按新公布的关东军司令部条例分离出来等等。
这样一来，关东州的统治机构，才名副其实地变成了伊藤博文等人倡导的民政方式。又新设立了关东军司令部，实现了军政分离。关东军司令部统率驻满陆军各部队——以前关东都督麾下的一个驻扎师团和独立守备队，负责关东州的防务和对南满铁路的保护。外交界元老，在中国问题上有多年经验的林权助，被任命为第一任关东厅长官，立花小一郎中将被任命为关东军司令官。
关东州这一军政分离，固然是在一九一八年(大正七年)六月以来，对殖民地统治机构进行一连串改革中实现的，然而原敬内阁下决心迈出这一步的直接原因，却是一九一九年(大正八年)三月一日，发生的“三·一”事件或曰“万岁事件”的朝鲜独立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朝鲜人受到世界民族自决风潮的推动，提出摆脱日本统治、复兴祖国的口号。一九一九年三月一日，终于以天道教徒和基督教徒为中心，在汉城举行暴动，逐渐扩展到各地，几乎蔓延到整个朝鲜半岛。学生和一般平民最后也参加了这一运动，一时声势浩大。三月中旬，朝鲜总督看到单凭警察的力量招架不住了，于是命令朝鲜军出动。四月下旬，又从日本内地增调六个步兵大队，终算把这场运动镇压下去。对这次事件所采取的对策的意义，和所谓大正民主风潮，就成了促使日本改变它对包括南满在内的殖民统治方式的依据。
独断专行的关东军，为何敢于屡次违背日本中央意图？（一）
独断专行的关东军，为何敢于屡次违背日本中央意图？（二）
